张末

张末是“80 后”，她记忆里还留着些课本里读过的英雄故事片段，也记得杨根思、黄继光这些名字。生于太平盛世，说起上世纪50 年代“抗美援朝”的种种，她也曾觉得似乎离现在的生活有些遥远。

电影《狙击手》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阅读资料的时候，她有些震撼。那场战争的环境异常艰苦，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装备无法与美军相提并论，硬件悬殊的差距相去几个等量级，最终选择以“狙击手”为故事的切入点，正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可以起到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他们可以以个人的技术优势弥补装备的不足，更富有戏剧性。”

“狙击手”往往以个体为单位，以静制动，总是隐蔽在一个地方，找准敌人的位置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击毙对方，往往会成为战役中的制胜关键。张末相信，说故事的角度应该“以小见大”，他们虽然恰好身处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但一样是有血有肉的普通小人物，在他们身上寻找切入点时，她看到了许多与现实息息相关的精神。

“那些参加抗美援朝的战士当时平均二十来岁，人生刚刚开始，和现代的年轻人一样，还在寻找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目标。他们许多人都是主动选择走上战场保家卫国的，这个选择看起来朴实无华，特别单纯又特别勇敢，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似乎默默无闻，却拥有震撼人的力量。”

她希望给年轻观众传递出一种信息：越朴素、越平淡的东西，可能越能打动人心。

张末

镜头语言的合理化

电影于2021 年1 月6 日开机，之前剧本磨了大半年，2020 年10 月才递到演员手上，整个团队一直在密集地讨论和修改。张艺谋导演原本打算自己拍摄这部电影，但估算拍摄周期必然超过90 天，无法赶在一年的雪期里完成，于是他让张末一起担任导演。

“冬天的日光很短，战争题材的操作难度又很大，如果由他一个人操作，无法在一个雪期里完成全部拍摄。这样一来，演员和工作人员的档期都无法保证，两个导演一起进行，速度可以快上许多。”

张末管张艺谋叫“大张导”，其中有工作上的尊重，也有亲人间的亲昵。张艺谋主要负责中方作战的戏份，张末则负责美军的部分，开拍前，两人不断讨论细化剧本的可行性，开拍后，因为分处两个拍摄地，每天下戏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进剪辑房看各自拍的素材，看怎样连接。

“第二天开拍前，我们先要对着剧本说清楚拍哪几场戏，把台词整个捋一遍，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修改，有时还会拉着演员一起讨论。”拍摄的时候，他们每天都凌晨1 点休息，早上5 点起床，准备6 点的开工事宜。“主创都是这样，但我们会保证演员充足的休息，极寒的状态下人本来就比较容易疲倦，我们要保证他们的状态。”

张末的加入也让剧本有了许多变化。如果从始至终都强调战士们的神勇，观众的共情感会不够。所以我们把主角的设定改成他最初是个稚嫩的年轻战士，有脆弱的一面，他在战争中从男孩成长为男人。”

美军是战争中的对立方，但张末明白观众不愿意接受脸谱化、标签式的角色设定。“我们的观众有很大的阅片量，他们一眼就能分辨出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假装的。我对演员的要求就是演得自然，特别在极端环境下要有正常的自然反应，有可信度。”她也试图用细节去赋予人物更多性格的暗示，“至少让观众可以记住他们。比如，我给一个美军士兵设计了嚼口香糖的细节，50 年代流行的那种亮粉色口香糖，观众会记得，哦，那个嚼口香糖的人。”

故事发生在一天之间，每个人物能展现的都只是他生活的冰山一角，要在有限的空间里铺陈出人物性格的前因后果。“他们聊天的时候可以带出很多背景，但更有效的是吵架，争吵的时候，可以直截了当带出大量的信息，所以这部分的台词我们推敲很多。”

主要演员大多集中在中方志愿军的部分，和张末的交集不大，但章宇扮演的是狙击五班的班长，需要常常和张末沟通美军对抗的细节。章宇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演员，会在开机前就把自己准备充分、把整个人都投入人物的状态中，他和张末讨论的主题，就是如何把剧本语言有效转换成电影的镜头语言，变得可操控。

“我们会揣摩美军的做法，如果他们显得不够聪明，那么敌人的愚笨也会拖拉我方的水准。我们试图让美军的一切反应变得更合理，然后要接着想招，让狙击手班超越他们。”一般的战争戏可以用高速运动的场景来加强节奏感，但表现狙击手却有现实的难度，他们的作战方式过于独立、过于私密，也过于静止，在冰天雪地的环境里，画面的局限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