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笠

去年的《脱口秀大会2》，杨笠的名次是第十，其中有两场都是倒数第一。她心想“：我上这儿干啥来了，就为了拿倒数第一？”今年，她竟成了夺冠热门选手，凭着一个“男人为什么他明明看起来那么普通，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的段子，率先出圈，成了大众叫得上名字的女脱口秀演员。而去年，这个圈子里只有自称“脱口秀女王”的王思文一人。她也由此被舆论推上“女权主义”的高位，争议围绕着她是否借此收割女权红利展开。但她从未以此自居，“在男权环境下怎么可能长出绝对的女权主义者呢？”她警惕群体，不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极端的立场上。她在意的只有生活，只有每一天的感受。感受到什么，就说什么。

节目播出后，她密集地接受了很多采访，都讲了毕业后的沉闷故事—一个来自河北农村的养猪家庭的女儿，一个总是结不到尾款的平面设计师，一个为了逃避理想落空而放弃脑力劳动的剧场检票员。

直到站上开放麦的舞台，那段像管道一样的生活，在找到脱口秀这个喇叭之后，才有了更大的进光口。她用这束光清理了自己的生活，然后扭头，向前照去。

大学时，她在博客里怀疑过自己能不能实现梦想。“我真的能做到吗？毕竟自己那么平凡。如果我的梦想是过吃穿不愁或不劳而获的日子多好，可我偏偏有好多好多话想对这个世界说。”

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都交给杨笠吧。

我把自己给解放了

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大概8个月吧，就待在家里，跟爸妈要钱交房租，点最便宜的外卖，画了很多画。那时候我在北京只有一个朋友，她工作巨忙，只能隔一段时间见一下，会很孤独，觉得就自己一个人。

脱口秀对我来说是天命还是救命稻草？我觉得都有。

电影里表现找到天命的那一刻或者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那一瞬间，都很有仪式感，但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很平常，事情发生的时候都不会觉得那一刻是特殊的。

第一次上台，我其实讲得不好笑，观众没什么反应，直到我说“既然那人讲成那样都可以，那我也可以”的时候才笑了一下，但我就是想一直一直讲下去。现在回头看，才会给那个画面打上一束高光—哦，是那个时候开始改变的。

我家里有两个孩子，我还有个弟弟，98年的。我爸妈觉得给我弟弟留的家产比我多，所以从小就更舍得给我花钱。高二那年去学画画，是因为成绩差，得想办法考上大学。父母就这么硬把我送了出去，学了设计。我弟弟没人管，反而成绩很好，考了个一本。我从小就比他能花钱。

我是个特别不像姐姐的姐姐，我把自己给解放了。他来北京找我玩，都是自己带着生活费，出去吃饭都是他付钱，我说反正你花完了可以找爸妈要。

初中起我就离开家住校了。我从小就想离开家，小孩子总想着长大，可以控制自己的人生。主要是为了离开家里的社会关系，在父母的社会里，他们希望你循规蹈矩，时刻在意别人的感受。我爸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对亲戚很好，在一些事上也很严格，长辈来吃饭一定要敬酒什么的。我觉得血缘关系没那么绝对，朋友也很重要。所以我离开家，去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这些人不会管我，我们都更在意自己的感受。

成为脱口秀演员，尤其是上了节目赚了一些钱之后，父母就会觉得：欸，你这样也可以。在赚到钱之前，再怎么跟他们解释“你们那套已经不行了，现在的世界是这样的”，他们是不相信的。我弟弟打游戏，把号卖了赚了钱，他们才相信现在有些年轻人真的是用游戏沟通。其实就是让他们看到我们在社会生存的能力。以前他们会觉得我要是嫁不掉怎么办呀，领导看不上我怎么办呀。现在就觉得，能赚到钱对吧？那行，我们就不管了。尤其今年，他们有很大的变化：承认了我做的事，他们确实是不懂。

我所有节目他们都看，会客观评价所有人。这个好，那个不行。我都不说话，随他们说。当然了，所有人里面，他们觉得我最好。我那几个有争议的段子他们也看了，前阵子我回家，一上车我爸就说：你确实不该说男的垃圾。我妈也批评过去年一个段子。他们都是从非常公众的角度来评价我的。

杨笠

我处在个人意识最强烈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