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给了她信心，她想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学生，想出人头地，未料面前横有一块天生的短板——嗓音。“校长、老师都想了很多辙，他们觉得我表演好，个头、扮相都好，嗓音条件的反差就显得特别大。他们给我找了很多声乐老师，还做过针灸治疗……但就是没有办法达到那种天赋型嗓子的状态。”

到现在，她当然能理解并且接受“天生”所带来的一切好与坏，但在当时，她只能自责不够努力。“会很难过，觉得是自己不好，总以为多练或是怎么样，还是可以出一个结果。”这种对于“将来”的无尽盼望让她忽略了付出和结果之间的比例：她从青衣转到刀马旦后主攻武旦，在小班里练了七年翻跟头，却只在舞台上演过一次穆桂英挑抢、一次梁红玉。

那时蒋勤勤甚至没有仔细想过是否有“不甘心”的部分，但的确对“未来”有了一点疑惑，“越学就越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学校是定向培养的制度，她想，如果不能在戏曲舞台上成为角儿，总要做些别的打算。还没从艺校毕业，她就成了重庆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媚态观音》的女主角，“觉得演戏也是条很好的出路”。

蒋勤勤以全国艺术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开报到大会的时候，全年级都翘首以盼她的出现，未料父亲带着她坐绿皮火车赴京，迟到了。那个“第一”在她的预料之中，所以她没有格外的兴奋，也没有诚惶诚恐。“我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学了七年的戏剧表演，走个身段什么肯定比别人有经验。”

蒋勤勤

她始终笃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靠努力换来的认可，她总觉得更踏实些。虽然她的美貌几乎成了一种公认的标准，但她从来不把别人对她外貌的称赞放在心上——个性使然，她天生对“漂亮”这件事情不感冒。

“我本来也不是一个容易飘、爱表现的人，也没那种要把自己捯饬漂亮或是在意穿戴的心思。我走哪儿都爱贴边，最好让别人看不见我，我就喜欢搁人堆里那种感觉。”更宽泛些来说，对于任何赞扬，她都始终保持着一种下意识的警惕。“周围的人也说，你永远都是盯着那些细枝末节，检讨对自己的不满，有时还会把它放大、看得很严重。”

以前她甚至有点“怵”别人夸她的扮相。“就觉得自己肯定做得很烂，可能‘好看’是别人唯一可以说的。”大学毕业前后，为了尽快在北京安身立命，她一度接拍了不少“短平快”的港台电视剧，在高效但千篇一律的模式里，表演的方式只求大开大合。“一位台湾导演就曾对我说，他们的观众已经习惯了吃麻辣锅，你给他们做清汤不行。”

不过，那一段标准化工业流程的磨练也教会了她许多做演员的基本原则。首先是要准备到足够充分。“出错是会被骂的，因为时间不允许。” 这种滴水不漏的准备习惯，在她拍摄《乔家大院》时受到了冲击。“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剧组，大家去了之后不赶紧拍戏，而是聊戏，一聊就聊几个小时，把人物聊透了才开始拍。”

一切都变成了未知，那让她一下失去了安全感。“之前真不这样，大家到了现场最多走走位，有些连灯都已经打好，你站上去就好。”那次她比别人晚进组，本来就有点紧张，当她发现陈建斌把自己准备好的戏都改了的时候，心里冒起的第一个念头是“不尊重”。“那种不高兴是觉得被人来了个下马威，特别措手不及。我就想，为什么要这样？你有想法可以提前和我说，不要到了现场全部推翻。”

她的敏感和“好面子”一起混杂在专业的疑问里，情绪过去了，习惯了，她开始意识到这种创作方式的妙处。“以前老想着别人来配合，在规定的情景和想法里继续，问题是生活有多少时刻是能规划好的？它往往是随机的。”这样的戏更真实也更具生命力，对手戏的往来之间流动着更自然的应和。“那时候你才会觉得，有千变万化在里面。”

蒋勤勤渐渐意识到，她对自己的严苛或许源于另一种奇妙的自信。“以前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觉得为什么我没有遇到那样的机会，为什么我不能做到……就把自己弄得特别累，好像一直怀才不遇似的。”如今她能更坦然地接受自己在每一个阶段的优势与缺憾，对任何结果都可以释怀。“演员的被动性，我也有过不接受或者不甘心的时候，但这就是这种艺术的规律。”

蒋勤勤

“再纯粹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