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那次回去，我已经决定放弃音乐。当晚跟一帮朋友吃饭，还有原来的领导，很快就喝断片儿了，他们说我后来嚎啕大哭，撕心裂肺的那种。有人劝我别哭了，那个领导是挺有道行的一个人，他说别别别，你们就让他哭，这一看就是压抑时间太长了，今天这孩子要是不哭出来能憋死。很神奇，这一顿大哭，压力还真的就宣泄出去了，第二天朋友问我还想去北京吗？我说干吗不去，又成了一条好汉了。

后来我就下了农村，因为生活成本低，还能和朋友玩音乐。感觉那段时间人是贴在地上的，贴在地上有两个含义：一是被彻底打回原形，小时候那点儿优越感、那点儿自尊全没了；二是你人真正静下来，才开始认真思考，去吸收别人的东西。农村那种简单质朴的人性让我很震撼，别的村子人路过看你没干完活，直接帮你干，完事连口水都不喝就直接走了，这样的人情我没见过。我一个城市长大的孩子，感觉比他们聪明太多了，但是他们怎么会活得那么简单、快乐、纯粹，我发现简单是一个很关键的词语。

在东北农村会经常接触二人转、拉场戏，一帮老头老太太，看得特投入，牙都没了还在那儿乐，那种高兴是由内而外的，是真心的，就跟我听摇滚乐的快感差不多。突然想起之前吕庆说的话，那就是他们民间的一种“谣唱”，经久不衰。后来我就按照这种感觉写的《采花》，歌词很简单:“有一个姑娘像朵花/有一个爷们儿说你不必害怕/一不小心成了家/生了个崽子一起挣扎”，非常像一首小谣唱。那个年代摇滚乐能写这么惨白的歌词吗？都得是“今宵杯中映不出明月”那种大词，我算是找到一种更平实、更质朴的表达方式。

我弹吉他弹不了solo，就让朋友用唢呐、笛子去演奏主旋律，我来弹一个和声，这样我们就把民乐变成了一支摇滚乐队的主奏乐器，误打误撞地赚到了第一桶金。再加上接地气的歌词，造就了“二手玫瑰”这么一个奇葩团体，其实这些想法和音乐理念如果没有那段农村生活的经历是不可能形成的。所以我很感谢老吕给我带来的这个概念，到今天我们还有联系，虽然我没有做出他想象中那么伟大的作品，但是我找到了他说的那根线。

大家都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我觉得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只相当于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看看就好，只有把传统文化的基因和流行文化结合，才能影响更多人。毕竟这些传统文化在当年也是流行文化。

在农村那段日子我创作力旺盛，相继写出《采花》《伎俩》《火车快开》这一批作品，后来去演出，因为不满主办方的冷遇，我一气之下画了个眼线上台。到2000年我再次来到北京，因为有原创作品，你就能接触到圈儿里更高级别的乐手，去知名的livehouse演出，让唱片公司的人看到。可能是风格比较特别，二手玫瑰乐队就成了当时摇滚圈里一个很另类的存在。我没混过树村，没上过迷笛音乐学校，也看不出在学什么门派，而且一出来就被业内大哥、大姐注意到，所以有些同行对我们看不顺眼，但这不是问题，我其实也不太混摇滚圈子，跟别人走的不是一个套路。

有人评价我的歌词，表面上看很戏谑，有点儿幽默，但是底色是悲凉的，问我这是不是假不正经。我倒更愿意用李诞在一次访谈中说过的话去诠释，他以前也是一个重度文青，甚至于愤世嫉俗，他说他知道自己和这个时代，甚至和自己都有永远不可化解的矛盾，但人总要活下去，还得尽量开心一点儿，所以他选择用幽默、自嘲的方式跟生活中的矛盾握手言和，心里不一定彻底和解，起码手段上和解了。我认为这种方法是高级的。

后来我签约公司，2003年推出了第一张专辑《二手玫瑰》，一时间报纸、广告牌上铺天盖地的宣传，还在北展开了两千人的演唱会，那对于乐队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开始大家都很兴奋，但事后我才意识到，那次演出可能伤到乐队了。为什么呢？当时国内的摇滚乐坛经历了90年代的辉煌后，正处于一个低潮期，你上不了主流文化的台面，也还缺少音乐节这种大型演出来历练。好多摇滚前辈都不知道怎么活呢，所以你名声一下上来了，但又没有办法获得相应的收入，乐团成员就会产生一种心理错位，心就散了。

梁龙

那之后我有两三年挺颓废的，经常去一些艺术家朋友的工作室混，人家画画我喝大酒。通过观察他们的创作、生活，聊艺术作品的创作动机，我突然觉得好像打开了另一扇门，出现一种新的表达欲，开始用现代艺术手段来记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