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高中毕业前我才开始学吉他，一把140块的吉他需要攒好几个月钱才能买。那段时间我写了不少歌，什么《革命》《盲点》《带我离开》，也知道玩摇滚得组一支乐队。当时周围这帮同学的技术都不怎么样，也不通乐理，就凑在一块瞎学着玩，一心想着去北京搞摇滚。

之前我对北京充满幻想，觉得大家都梳着披肩发，背一把吉他满街走，应该很容易遇到崔健，或者能跟老五聊聊天，那简直就是摇滚天堂，一个乌托邦。

毕业后来了一趟北京，跟想象差距太大了。我才明白，北京只是超级城市，摇滚也只是一种圈层文化。

我去北三环找到迷笛音乐学校，一进屋就跟个傻子似的问老师：崔健在哪儿？老师说你问崔健去啊，问我干什么。迷笛的学费是我承担不了的，只好走人，一出门碰见当时的校长张帆，他说你是不是想学音乐？我说是，但是钱不够，他说你不用一下交两年学费，一年一交，我说那我钱也不够，然后他问我，你能刷盘子吗？我说能刷，他说能吃苦就行，我跟老师打招呼。当时听了特感动，觉得这学校好摇滚啊，就是那种大家完全是一家人的感觉。

几番折腾下来，学费还是凑不够，就回哈尔滨找了份工作。1997年我满20岁，在一家宾馆当保安，大年三十赶上我值班，第一次在外面过年，当时挺窝火的，觉得自己20岁了还碌碌无为，很多抱负都不能实现，心里憋屈，就在胳膊上烫了二十个烟疤，心想如果40岁还没混出个样，就再烫二十个。

那段时期我看了些反主流文化的书，亨利·米勒的《南回归线》《北回归线》，也看不太懂。我看书有个毛病，很难集中注意力，看几页就忘了前面讲什么，第二天就跟重读似的，所以小时候从来不看武侠小说，因为这种小说需要特别大的连贯性。但金斯堡的《垮掉的一代》我看进去了，可能跟当时的境遇有关，就陷在那种虚无的情绪中。

当时有个叫吕庆的人总来找我们玩，他学过《周易》，会算命，很奇幻的一个人，没他不知道的事。但我是个无神论者，并不信他那一套。九八年初夏，有天晚上他过来玩，见我在看《垮掉的一代》，就拿过来翻了翻。然后说，不管你信不信我，这书你都不能再看了，你生命的感知能力还承受不了这本书的东西，这里面的观念有它形成的背景，而你现在的环境和见识接不住这些，再看人可能就废了，要面对现实。没等我说什么，他就把那书给烧了。

我当时有点儿蒙，然后老吕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骗子？那咱们就聊聊摇滚乐，你认为什么才是摇滚乐？我说摇滚乐就是愤怒、反叛、热血，我们活着就得有态度，看不惯就得写下来唱出来。他说这都对，但什么是好的音乐？这一下把我给问住了。他说有一条路你倒未尝不可尝试一下，就是“谣唱”，不是都市民谣，是歌谣的谣。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看人家一首放牛歌能传唱几百年，为什么？因为世世代代的放牛郎都要过那样的生活，就要以一种方式来消解自己，所以能流传。如果你能把摇滚乐做成一种类似“谣”的东西，那可能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你想想，我当时一心想当摇滚明星，他跟我说唱歌谣，我能听进去吗？心说滚吧你个老东西，我能信这个？但我俩的那次谈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梁龙

那年8月我被公司开除，9月份再次来到北京，但这次不那么孩子气了，是像成人那样来谋生的。我想去酒吧驻唱，但是50块钱一晚上的活儿都不好找。当时有点儿钱就去livehouse看演出，但感觉那也不是我想象的摇滚，就觉得这帮人是在学谁，觉得台上某个歌手跟哪个老外很像，都是照搬原样，不走心，总觉得自己的音乐够先锋，整天穿个大皮裤，眼里就没谁了，其实有点儿做比成样。后来之所以给乐队取名叫“二手玫瑰”，也是对这种现象的反讽。

那时我就对要追求的东西产生质疑，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你说你瞅人家不顺眼，你写啊，又写不出来，就很焦躁。其实住地下室，一天只吃一斤挂面，这些苦对我来说不叫事，但是精神上的痛苦实在压力太大了，几乎崩溃，就又回哈尔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