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凭借着足够专业去做好内容的底气，江志强在这个行业几十年，从没被一时的热点、趋势所裹挟。就像大家把当今的影视环境称为“流量时代”，很多公司甚至会通过精准的大数据去计算一个艺人、一部电影的投入产出比，但江志强在承认数据的前提下，依旧觉得在电影这样的艺术面前，专业第一，数据第二。

“我知道现在很多公司来买片都问我这个事情，我们作为创作者，这些数据必须知道、必须尊重，但我不是盲目听它来摆布，不能让数据去告诉我怎么选角、怎么拍电影。”

他想起20 年前的《卧虎藏龙》，选中章子怡的时候她还是个大学生，但够踏实、肯训练的态度胜过数据，才有了成就经典的可能。还有《北京遇上西雅图》和后来的《捉妖记》，当时既没有现在这样足够丰富的数据信息，也没人尽信所谓的市场趋势，但“这些电影都是不得了的电影”。比起数据，他更相信这些为了一部电影要在剧组一起生活一两年的导演和演员，一个一个的个体凑在一起，拥有数据计算不出的可能性。

所以他也不追求通过完美的计算，把一个成功的电影模式无限复制下去。“包括美国拍漫威的英雄电影，每一部都是不一样的，他们每一部里面都要增加很多东西的。”细数安乐电影原来的作品，会发现它很少拍续集，就算是现在有了IP 的概念成为系列片，每一部也都是独立的故事，不会在一部成功后就跟风复制、以量取胜。“我们是相信创新的，我喜欢挑战。”

江志强

挑战的范围，广阔到他惦记着给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拍不同的电影：当然要顺应需求去满足消费力旺盛的年轻人，但在市场全力追捧的90 后、00 后之外，其他群体他也没忘记。“16 到30 岁的年轻人，每个月都要看6 到8 部电影。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多时间？要谈恋爱的，想跟女朋友一起拖手，所以他们必须来电影院。30 岁以上的人要照顾家庭，没空来电影院了，但他们看电视、看网剧，大家都还在看内容，只是在不同的平台看。”所以他不会让一部电影去通吃全盘市场，而是在为年轻人拍大片的同时，也为孩子们筹备《葫芦娃》，为有商业片之外需求的其他观众拍一些自有深意的作品。比如去年就有《送我上青云》和《吹哨人》接连上映，它们的观众不是“合家欢”电影的群体，但总会有人需要它们，有需要他就拍。

尤其是一些被市场定义为“ 文艺片”“小众电影”的作品，它们永远不可能成为“爆款”，但只要符合够专业、好内容这些标准，他就会一视同仁地给它们机会，哪怕拍之前就知道不赚钱。

“我不是为了最高的票房而拍电影，只是希望能够拍好的电影。”安乐电影公司至今没有上市，这也是江志强敢这么选择的原因之一。“上市公司要为股东的钱负责，我不建议他们这么做，但我们没有上市的负担，我们必须要做。”

所以在安乐出品的片单里，我们能看到《海洋天堂》《最爱》《送我上青云》这类可能只会吸引一小群人的电影，它们一定不赚钱，甚至也不一定能获奖，但总要存在一些这样的电影，去讲述一些特别的故事。

“我们去年有两三部电影，票房上都是失败的，但电影没有失败。像《吹哨人》是一部反腐败电影，电影出来之后大家都在讲什么是吹哨啊，但你看现在，谁不知道吹哨人呢？电影对社会是有不同的影响的。”

江志强

至于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条看起来没有“性价比”的道路，江志强的解释既长远又浪漫：“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你看美国电影超过中国差不多70 年，现在他们评100 年来最好的10 部电影，都不是当时最卖座的，但可以留下来100 年。我是受这类东西影响的，我们当然要拍商业电影去生活，但我真的是希望能够有机会拍一部电影，可以留100 年、200 年，这个是最不得了的事情。”

那这个100 年的梦想，是他拍电影所背负的最深的使命感吗？“不是使命，是爱。你说爱值多少钱呢？说不通的。现在中国有很多我们这一类人，像宁浩、文牧野，这些人都很厉害，他们都有想法、都有爱。包括姚晨，她当时为了《送我上青云》那么拼，这是出于我们对电影的统一的爱。当时的观众可能不会理解，但若干年后你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