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商业的变数，崔健也觉得，国产音乐眼前的平静需要一股不平衡的力量来打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期待，反正我有。我们希望大的变革会出现，大的时代会到来，现在好像还是太过于平静。”

现在眼前只是大浪中的一部分，大时代的一个部分而已，一个预兆而已。

“所以我就问嘛，今年是不是一个出专辑的好时候？”

崔健

导演权

采访崔健，我跟他有一个共识，他不会同你说某一件具体的事儿，或是场景、细节，也没有什么特写镜头。但是他要说的话，他一定要说完。歌手何勇曾评价他“是个强人”，是指在逆境中善于战斗，足够决绝。

崔健大概可以归入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权威典型。用超人般的感召力和个人魅力，聚集了数量庞大的信众。从传播的效率和整体行动的速度出发，自己做决定再交由其他人执行性价比最高。毫无疑问，这同样也是出于他满溢的自信。

近几年，崔健在思考的是，世界导演权的问题。

他思维很跳跃，比如谈论的时间维度是，再过一百年，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怎样。他的视野是，如果有一天外星人降临，那么它会看到什么呢？它会觉得来到一个大的游乐场吗？崔健摇摇头：“它可能会骂人类的愚蠢，其中就会骂人类正在沿用的这个金融体系。”

他欣赏不来消费主义和金融体系，“这个族群怎么那么笨呢，钱是一种纸，控制这些钱的人就设计一系列的规则，玩这种游戏”。

“那你会跟商人做朋友吗？”

崔健想了想，手边的姜汤水喝完一杯，又重新让叫来一杯。北京一家酒店二楼的咖啡馆，下午的阳光正扫在原木桌上。“我的身边有很多做商业的人。做朋友的过程，也是我理解商人的过程。”

话锋很快被他接过来：“但是，我们内心里面还是有一种对不平衡的渴望。”消费主义割裂意义把每个人都商业化，把摇滚乐也商业化，安排在系统里面，提供的意义非常单一。消费主义时代，如何才能确定自己作为个体的意义呢？

至少，音乐能成为除了消费之外的一个意义分支。在他看来，人类对音乐的需求，就像人对舞蹈的需求一样，一放节奏，人类的肢体就会情不自禁地跟着音乐动。实际上音乐带来的感受，是身体带来的，人需要音乐其实是一种本能，就像人类需要吃饭一样。

他一直在思考导演权的问题，问到根本是，如果有获益者，那么谁是？政治家争夺导演权。商人争，艺术家争，科学家也争。当然近几百年，资本的控制人不轻易把导演权放给别人，希望自己是主导，他们隐藏在权力的后面。

崔健觉得，这个获益者比较无聊，对生活美好的想象力比较差，他没什么想象力，希望人都像金钱的奴隶一样生活，买买买，“除了这些，到底还能不能有更好玩的东西出现？”

艺术家在哪个位置？一个没有艺术家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崔健说，在他的设想中基本上就是律师、医生、工程师、程序员等等，这些当诺亚方舟再次出现会被果断选上船的才是人类最需要且最常见的人群。会不会选艺术家上船他都觉得悬。他说自己的不确定是有大量依据的：在普世大众眼里，艺术家卓尔不群，是危险的生物，所以要限制他们。他笑道：“这种人不能超过0.1%。”

崔健

理性生活

改变大事难，改变自己微观的世界一点儿都不难。崔健觉得，冗长的人生当中得有一定的理性生活。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崔健表现出了自身理性如冰的一面。

就像有一片地，是公用地，没人去。之后有人去插了灯，每人插一盏，标注自己的理想，最后照亮的，就是一整个公共田野。

“理性是一定存在的。除非你这个人真的掉进钱眼了，成天到晚做梦都想着赚钱。确实有这种人，但我相信他有时候也会觉得累。一旦他休闲的时候，一旦挣到钱后，还是会下意识地产生一种理性思考。这种思考不要放弃，每个人，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人生阶段，其实都应该有。”他笑道。

然而，坚持思考不需要付出代价。就像写作一样，一张纸、一张笔，谁能拦得住你。你的理性生活跟你不会产生矛盾，只是你承认不承认而已，没有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