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2年开始正式演戏，那时候的创作氛围相当好。电影《美丽新世界》开拍前三个多月，我和陶虹还有导演一起讨论剧本，每一场戏怎么拍，几个人坐在一起一场场地捋。大家一起谈戏、写人物小传、画机位图、有什么想法就直接跟导演说，我的很多想法被采纳了。到拍《活着》跟张艺谋合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当时人家已经是著名的大导演了，《红高粱》已经拿到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我把对人物的想法跟导演说，他一看挺好，就采纳。那个时候大家都敢说，也不胡说，都是明白人。

那时候，不仅演员在演一个角色之前要去体验生活，导演也去体验生活。《美丽新世界》的导演去上海体验民工的生活，《洗澡》里我演的二明有智力障碍，我们就都去福利院、去残疾人医院，跟患者们一起生活、聊天，导演和濮存昕也去，濮存昕演二明的大哥，也要去了解他患病的弟弟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创作需要体验生活，体验了生活，你才能演工人像工人，演士兵像士兵，而且你相信吗？演员为一个角色做的生活体验会长久地存在于他的内心，就像腌泡菜一样，需要长时间的发酵、腌制，才有那个味道出来。

在胶片时代，因为有胶片这个门槛在，所以这就要求每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必须非常专业。一场戏最多拍三条，再多就没钱了，拍三条不好，也就只能这样了，所以每一条大家都会珍惜。你想想，《洗澡》的总成本也就300万，基本上都是每场戏拍一条。拍《葛老爷子》的时候，一场戏正式开拍之前我们都要先走半宿的戏才开始试拍，有的长镜头几分钟，每一个人在什么位置、在多长时间内把台词说完都有严格要求，任何一个环节有一个人出一点儿错就完蛋。其他工种也是这样，比如推轨，推不好就推虚了，那时候也没有监视器，只能靠摄影机，把胶片洗完了再看回放，所以不能出错，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所以一旦谁出了一点儿错就觉得特愧疚。

跟一帮特专业的同行一起工作是一种很享受的状态。第二天要拍的戏，头一天夜里大家已经聊了很久，第二天老早化好妆就去片场了，安安静静地对词、走戏。不拍戏的时候，大家也生活在角色里，穿的是戏服，互相不叫演员的名字，叫的都是角色的名字。如果角色瘸着腿走路，那么在拍戏的那段时间，这个演员就一直瘸着走，没人强迫他这样，但大家都是这样的态度。

那时候这个行业里没有“明星”这个概念。张艺谋啊、葛优啊、巩俐啊拍戏的时候和我们都住一样的房间。有一部戏拍摄期间，我和李保田加上一个副导演，我们仨人住一个房间。为了培养我和李保田在戏里的爷孙关系，每天早上，我起来之后就叫“爷爷起床了”，然后他叫我给他沏壶茉莉花茶去。

那地方很艰苦，整个剧组共用一个大水缸，每天所有人洗澡都用这缸水，都知道省着点儿用，好给别人留点儿。这事儿没人教育，大家都很自觉。

我都说不清是什么时候，电影的拍摄好像突然就变了另一副模样。《疯狂的石头》找我那年就是数码电影了，当时我不适应数码电影，没接，后来再一看，周围就全都是数码电影了，没人再用胶片这种笨东西了，只要你还想干这行，你就要适应。要调整的是自己，去适应这个时代，同时还得保持原有的纯真。因为有这份纯真，才能把喜欢的事情做得灿烂；有这份纯真，就会对事情还有迷恋，享受拍电影这件事情本身。

姜武

我拍第一部戏就演主角，但这事不妨碍我后来去演配角，去客串一两场戏的小角色。这里面很多是人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觉得主角配角其实无所谓，你只要演得好，不管你是主角或者配角，都是一场胜利。我也明白，演员一定有演不了戏的那一天啊，你算算，60岁是法律规定的退休年龄，但谁老写60岁的人的戏啊，60岁还总演主角也不好吧，那你让年轻人干吗去啊？人的身体在20多岁充满活力，三四十岁各方面会比较成熟，然后慢慢优雅地老去。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衰老的过程，要认清规律，接受规律，干吗50岁还要像40岁那样，那多别扭，太拧巴自个儿了。你看国外很多女演员，年轻时非常漂亮，老了脸上皱纹堆累，但依然很有魅力，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70多岁了，她也从来不会要求我要变成50岁时候的那样，多大年龄有多大年龄的魅力，一味地追求年轻是不健康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