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类郭建梅认为最有必要进行公益诉讼的案件，是恰好处于中国立法执法中的薄弱环节的：要么是立法缺失导致无法可依，要么就是有法可依但执法有障碍。

比如农村妇女的土地权：“这是一个黑洞，涉及一个巨大的人群，也是最难解决的。我们现在在这类案件上的胜诉率10% 都不到，但是其中有非常成功的示范案例。”典型的案件办成功后，郭建梅会通过相关渠道把它们递交给最高法院，递交给人大，递交给相关法庭的法官，以期能够得到扩散，发挥更大的效果。

虽然难，但希望总在。“像教育中的性别歧视，这其实是立法缺失的部分，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女生的录取分数线要比男生高，我们遇到最多有高70 分的。在这方面我们的公益诉讼取得了很成功的效果，教育部也有相应的改变。”

郭建梅

走了25年的路 依然不好走

2020 年11 月，郭建梅再次获得了一个媒体颁发的公益奖项：2020 年度公益星力量奖。

做公益律师25 年，她得到了国内外来自社会各方的肯定，一年前，她更是因为多年来在女性权益保护援助领域的杰出贡献，获得了有诺贝尔替代奖之称的“生活方式楷模奖（Right Livelihood Award）”。

然而，频频得奖并没有让公益律师之路更好走。

在成为中国第一个站出来的公益律师之时，郭建梅有过非常多的构想和计划。“我希望在20 年后，中国能够出现第二代年轻的公益律师，有一支强壮的队伍，公益律师蔚然成风。”

“我希望中国的公益律师能够有尊严地生存。我们不是乞丐，我们做的事情不低下，我们要有体现社会认同价值的收入，中国的公益律师不能老那么寒碜。”

“我希望20 年以后，国家能够有一套完整的保障激励机制，推动公益律师行业的进步。”

如今，在公益律师这条路上行走了25 年，郭建梅仍然觉得“不好走”——感受一如十多年前让大众认识她的那条公益广告：“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 年。”截至2019 年，中国公益律师注册人数不超过300 位。

“公益律师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那样‘做不好商业律师才去做公益’，普通案件有例可循，按照流程推进，而公益律师是要倾尽所有的办法推动一个案件，并且要从这个案件来撬动所有类似的案件，从而在立法、执法层面有大的推动。这是公益诉讼想达到的目标，也是公益律师的使命。”

咽炎一直在发作，她说话的间隙需要用喉糖压住咳嗽，需要不停地喝热水，前几年还以没有一根白头发自豪的她，如今鬓间已经有星星点点白发。

但说到“使命”这个词，郭建梅仍然双眼发光。

“在这二十年中，许多大案要案、公共事件，都对推动社会法治进步和公民意识提高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这背后有很多力量，包括我们公益律师，一直在努力。”她非常肯定互联网的作用：“文化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对于文化意识、权利意识、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传播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它就像是一个传播筒、扩大器。特别是家暴、职场性骚扰、留守儿童受侵害这些热点领域，对立法完善的呼声是重要的社会力量。”

而这样的环境也为公益律师打开了更多空间：“这些年，我们一直用公益诉讼的方式在推动，当案件上升到公众视野，引发公共话题，成为一个公共案件时，就能够引起国家立法、宣传等相关部门的注意，就能够推动它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