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兔子”的诞生的确带给姚晨接触更多有趣作品的机会。比如新近拍完的《三贵情史》，这个在中国几乎没有先例的奇幻架空现实风格电影，讨论的是“世间到底有没有真爱”

姚晨

这个永恒命题，还融合了一点音乐剧的舞台戏剧感，形式感很强，导演刘思逸又是个新人，据说曾经一度找不到人敢投资。

一开始，导演只是想请姚晨来演其中的一个“霞姐”的角色，没想到刚看完项目书和剧本，姚晨就对这个片子产生浓厚兴趣，约导演碰了面。“第一次聊天我们就聊得很契合，她跟我讲她对那个人物的设想，一上来放的是EvaGreen的照片，那张照片我也有，我也很爱EvaGreen，总之我迅速发现我们俩审美趣味出奇的一致。”

于是姚晨当机立断：“我不但愿意来演，我还愿意来投资这个电影，我也愿意来帮你做监制。”

审美一致，后续的一切合作都推进得很顺。这听起来实在是相当的“天秤座”。但艺术创作在本质上即是审美表达，审美趣味本就如同三观。“说到底我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内容创作者，每一次我总会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调动出来去参与创作。这其实是个很消耗的过程，所以，真的无法把时间浪费在审美不一致的作品上。”

和那些看似现实题材实则空想编造的剧本刚好相反，《三贵情史》看似架空奇幻脱离现实，实则有个真诚而发自肺腑的故事内核，剧本中的每段情感也都写得十分动人。《送我上青云》和《三贵情史》打动姚晨的地方类似，都是导演实实在在掏出自己生命经验的一部分来创作的剧本。

“真实永远是有万钧之力的，所以就很动人。好看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鲜活的，都像巨大的命运巨轮下的一个非常渺小但又真实存在的个体——而不是千篇一律编造出来的所谓冲突和典型——这是我心中真正的人文关怀。”

姚晨

我不再想成为任何人的缪斯了

同时做演员和监制，并没有让姚晨“精分”，反而让她觉得对一个剧组的归属感和介入感都更深了。“可以换个角度去看待演员和表演，反而在表演的时候好像更放松了。”

1979年出生的姚晨，在最近几年逐渐“放掉了”很多以前如影随形的焦虑感和紧张感。这让她觉得舒适自在。

回头看，30～40岁之间的自己，一心想成为一个很牛X的演员。但怎么样就算牛X呢？好像一直也没太想明白过。

所有的标准都是别人给的，都来自其他人的评价。好像必须得让尽可能多的人肯定自己，尤其是在专业领域上肯定自己，才算是一个成功的自我。

数年前许知远访问姚晨，曾问她一个问题：“这些年你获得了一些奖、一些荣誉，但它们跟你‘演员’这个专业没关系，这些会让你觉得尴尬吗？”她当时的回答是：“你这么一问，我确实会觉得有一点尴尬。”

数年过去，她主动提起当年的这个问题：“如果今天你再问我同样问题，我会很确定我不会再有这样的感受。”

有什么可尴尬的呢？在那些年里她迫切地想要去多看看这个世界，想看到尽可能多样的人生是怎么度过的，想看看截然不同的各种世界里正在发生什么。在当时觉得这一切好像跟演员的“正业”关系并不密切，但多年过去，时间把答案推到她面前：所有一切的见闻、经历，都丰富了她的精神世界，最终反哺给表演，成为表演时不可或缺的、可供调动的生命经验。

但有趣的是，这种表演上的自信却从未带给姚晨“驾轻就熟”的感觉。她甚至非常讨厌“驾轻就熟”这四个字。

姚晨

“每个人都太不一样了。如果是一个丰满真实的角色，每一个都应该是一次全新的探索，那个探索的过程是特别迷人的，因为未知，所以令人兴奋。如果都已知了、熟悉了，还有什么意思。”

年轻的时候会特别渴望寻找同类、获得认同，自我认知都建立于他人的评价，期望借此寻获安全感。在这过程中又不断因此觉得不被理解甚至被误解，因而沮丧。但当她逐渐跟自己小时候特别想合作的导演都几乎合作过了之后，发现她既不再想着成为任何人的缪斯，也不再期待所谓的安全感了。

“反而安全感才会让我不安。”